在当代中国，执政党深度融入政府体系，政府体系作为党的战略决策的行政实施体系，是党和国家决策的执行主体，在组织形态上则呈现为纵向延展的层级结构。
二、作为环境法治一隅的中国环境司法之能动现象在生态文明总体布局和能动主义司法观的影响下，中国环境司法逐步呈现出扩展受案、强调职权、保障执行等审前、审理和审后的多维能动现象，也即开始突破传统司法的克制与保守，转而强调主动积极地提供服务与保障，这构成了环境司法专门化的重要板块。由此，环境多元利益之间的张力就能够得以减轻和缓和。
对此，专家所代表的社会利益成为诉讼中考量的重要因素，成为环境司法面向社会效果的重要体现。党的决策中关于生态治理的话语表述、国家治理中关于司法机构的重组方案与环境法治的基本方略承担着作为实践成果与理论研究成果的双重角色。第二，法治建设的初衷。能动司法有外部和内部双层含义，外部来说，能动司法意味着其作为一个整体，相对于传统的被动、消极而变得主动和积极，有些行政乃至立法的色彩。在转型时期，法院并非一个单纯的裁判机关，而是深深嵌入在国家政治结构中，成为我国政治构造和社会管治的有机组成部分，整个司法的组织结构、人事安排、审判过程、社会评价等都与政治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一定程度上而言，它承载了司法图谱中的某种改革的紧迫感以及执政党和全社会的理性期待。当前，党政协同的建构过程对环境司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故法律之效用，几于无存……支那法系之存在，特沿革而已，本无永久存在之要素。
中国法律中存在许多习惯。他进而认为，中国法律其自身却是很有条理系统的，绝无混乱矛盾的规定。杨鸿烈承认，中国法律从现代法学的眼光看来并不算完美。（二）大陆学界20世纪80年代后的研究我国有关中华法系的研究，在大陆自20世纪50年代后亦归于沉寂，而80年代随着思想解放和学术禁区的不断突破而再度兴起。
（一）台湾学者陈顾远的反思陈顾远写于1952年的《中国固有法系与中国文化》是带有总结性质的有关中华法系研究的经典论文。学界的莫衷一是，使中华法系的社会影响力受到局限，民国时期复兴中华法系或建立新中华法系的主张最终受挫的原因未必不缘于此。
这篇发表于近40年前的论文，在近40年来的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律思想史各种版本的教材中，以及在许多法史研究的成果中，都可以看到它的深远影响。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穗积陈重的法族（法系）说并非是世界法律类型的客观陈述和划分，而是带有强烈的价值判断的法系优劣之比较。也正是这两篇文章开中国法制史与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科研究之端，直到今天，法史学界的分科研究仍不能脱其窠臼，中国法律史专业的研究方向仍然主要是中国法制史与中国法律思想史两大领域。（二）穗积陈重划分法族（法系）的目的穗积陈重划分法族（法系）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客观地陈述不同地区和国家的法律不同的样貌，而是为了给当时正处于变革当中的日本立法提出可供选择的方案。
在此文中，陈顾远对学界，尤其是法学界对中华法系的误解进行了纠正，认为：一般人谈起中国固有法系，总是想到汉律、唐律、清律方面去，尤其外国学者对中国法系的认识是这样的。民国时期，一方面，学界不得不接受中华法系已经如印度法系、回回法系一样，不仅式微迟进，而且已经基于静止的现实。相反，他们以为中国古代法的解体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如王茹琪在《中华法系之复兴》中分析道：中华法系现在虽因时势的要求，改易旧观，但是固有的精神依然存在，前途依然光明，正如罗马法虽然曾经屡事更张，而今仍然为一般人所奉行一样。
中华法系是近人以现代法学理论对中国古代法的阐释，所以其带有鲜明的近代学术印记。也就是陈顾远总结的：意在将中国固有法系中不合时代而成为僵石者去之，将其仍有价值而得适用者保留之，发扬之，光大之。
1997年出版的郝铁川的《中华法系研究》，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有关中华法系研究，他指出，在中华法系起止时间的讨论中，有两种意见：一是以陈朝璧为代表的认为中华法系贯穿古今的观点。笔者认为，无论是对中华法系持有肯定并进一步主张复兴的观点，还是对中华法系持有否定并进而主张放弃的观点，都应该以厘清中华法系概念的由来、内涵为前提，在总结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出判断。
同时，日本早期对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中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等的推崇，更加重了其居安思危的民族心理。罗马法所以能依被千祀，擅世界第一流法系之名誉者，其优秀之点不一，而最有价值者，则私法之完备也。第二，对中国古代法中可以与时俱进或与现代法精神相通的优秀传统的复兴持有乐观的态度。一方面，梁启超对穗积陈重将中华法系归结为迟进法并不以为然，他关注的是中华法系的独树一帜。正如陈鹏生在序中评价的那样，这一研究为中华法系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一种新思路。最近出版的龙大轩著《重新认识中华法系》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的作品，也是作者对中华法系研磨10余年的学术成果。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法学界在接受了穗积陈重法系说的同时，对中华法系的价值判断却纷纭歧异。中国固有法中的优秀精神在欧美法律中亦能得以体现，而中华法系这一旧有之名词也不应是狭隘地排斥欧美之法制形态及现有法律体系的壁垒。
作者的重点在肯定古老的中华法系中有许多值得当下借鉴之处，这在当时对古代法的研究已经习惯了否定、批判思维的学界来说，堪称是振聋发聩之音。（四）中日学界有关法系研究的不同目的梳理法系，尤其是中华法系概念的由来及发展，可以看出这样一条明晰的线索：中华法系的概念从日本传到中国，研究宗旨和目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与《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同年发表的《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则系统梳理了先秦至清代的成文法。早在20世纪的30、40年代，学术界讨论中华法系问题时，就曾涉及中华法系的起讫时间，当时的学者大都认为起源于唐尧虞舜时代，经过发展、衰落过程，至清末沈家本变法时才揭开中华法系新的一页。
因为杨鸿烈的力倡，20世纪30年代至今，有关中国法制史的研究成果远远多于中国法律思想史。一个法系在地域上并不限于一个国家，而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也有可能并非只属于一个法系。其中，风土、政治制度、宗教相类似的国家，法律制度也大致相同。其实，在中华法系的起止时间问题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研究绝不止以上诸种观点。
所以，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法系划分方法，近代以来，有世界四大法系之说、五大法系之说、十大法系之说，乃至十六大法系之说。肇始于梁启超的中华法系研究，在20世纪30、40年代形成高潮，在这一高潮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复兴中华法系充满了信心。
支那（中华）法系则是发展缓慢的迟进法，其社会的发展也相应地几乎陷于停滞，法律的停滞也制约了社会的进步。所以作者对中华法系亦提出了改造的设想，即继承先秦诸子法思想中的精华，而抛弃秦以来形成的法律制度。
作者对中华法系的概念起讫年代特点意义的论证至今为学界的许多研究者所沿用。（二）清末民国时期的研究梳理清末民国时期有关中华法系研究的典型成果，目的在于探究中华法系研究初期时的状况。
对中国古人所缔造的中华法系去芜存菁，古为今用，既致力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的精髓，更要注重将其与现代社会相结合，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进程注入强大的动力和智慧，推动法治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梁启超对穗积陈重有关中华法系学说的改造。梁启超的这两篇文章实为当世人研究当世事。笔者认为，古代法是不可更改的已经发生过并且已经静止不变了的客观事实，对古代法的研究务求真实，对古代法的描述越接近事实真相，研究的结论就越可靠。
因为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可能和几个法系发生联系。他认为，中华法系既然能在世界法系的划分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为世人承认，其未来的发展也必能有其相应的造化，以贡献于人类。
即中国是一个崇尚文化的国度，人们对文化的认同甚至高于对血缘的认同。这里已经体现出作者对复兴中华法系说的反省。
中国历史上，入主中原建立政权的其他民族几乎无一例外地被汉（中华）文化所同化。中国国运不振，故法系随之而微，非必其法系之果不善也。
